苏轼想说的是朝堂上“斗争”气氛越来越浓，新党旧党为了各自的主张——不，他们不是为了各自的主张而斗争，纯粹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党派立场而斗争。

王安石在变法的时候，有人对新法的许多主张提出质疑，皇帝也为某些质疑而疑惑，他询问王安石如何处理，王安石根本没打算依据反对意见，对自己的变法主张进行拾遗补缺，他直接询问皇上：“把他们的名单告诉我。”

于是，大迫害开始了。

王安石在这里引进的是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斗争哲学。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包容和中庸，宋朝是君子政治，王安石提倡的斗争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大的排它性。如果说“崖山之后”是中华文明衰落的开始，那么，自“安石之后”，中华文明的政治传统基本上已经断裂。

身为中国斗争学派的鼻祖，自王安石之后，政坛交锋不再是为了利国利民，而是为了斗争，为了在斗争中获得唯一奴隶主——皇帝的更大宠爱，以此攫取更大的权利。

争宠，才是斗争的终极目标！

赵兴不由想到一则宋代笑话。传说：杭州有一个地方的乡村教师给学童们讲《论语》，把其中的“郁郁乎文哉”念成了“都都平丈我”，这些小学生便牢记心上认为这是正确的。等到一个老学者前去纠正谬误，告诉学生们应该念“郁郁乎文哉”时，反倒把学生吓跑了。

“都都平丈我”——宋人笑他而不知道它的含义，赵兴这个现代人有资格笑吗？

在斗争哲学中长大的一代政客，已经完全陷入了报复与反报复的兴趣中，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告诉他们人与人之间不该斗争，应该有事说事，讨论、妥协、达成共识……他们会怎样？

他们的世界观崩溃了！

他们会怀疑你在诈骗他们放下武器——而事实往往是这样。

军器监案的爆发是个导火索，这意味着新党人员的报复开始了，刚开始还能就事论事，后来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处身在党派争斗的苏轼里外不是人，因为他虽是被新党迫害的人员，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新党的变法，而是要求对其中一些变法方案进行甄别对待。

这让他像一个蝙蝠一样，无论在鸟类兽类里头，都不受欢迎。

刚刚平息的“藩钱案”只是个引子，苏轼已经感觉到两党斗争的大火越烧越旺，他感觉到针对他的潜流汹涌，所以他才如此忧郁。

苏轼应该感到庆幸，他幸亏生在宋代，所以还能活着，否则，即使晚生800年，作为实用主义者，全然不顾路线道路的正确与否——那么，他依然摆脱不了受迫害的命运。那时他能活着喘气都是一种奢侈——在这点上，赵兴身在局中，恨自己无力帮他。

幸而，幸亏这是宋代，不杀士大夫。所以苏轼的命运还有转机，只要苏轼肯退下来，做一个田舍翁诗酒娱己，自然可以幸福余生。

但可能吗？赵兴深知这一点。

宋代的知识阶层还保留着一种傻傻的、纯朴的使命感，哪怕到了大宋灭亡的前夕，他们依然纯真的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挽救这个朝代。

正是这种使命感使赵兴迷醉。然而，他却有点绝望的发现，有可能，在“都都平丈我”的教育下，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加速这节列车向深渊奔去的速度。

沉默良久，赵兴终是徒劳地努力说：“不如归去！”

苏轼没有回答，他的使命感不允许他这么做。这就是宋代知识分子的无奈！

赵兴深知这点。

……

第二天，赵兴开始搬家。陈公川姊弟自然跟随。秦观本来还想继续在苏轼家中寄寓下去，但赵兴强拉着他离开。

除了秦观之外，因为租的院落大，陈慥父子也干脆不住客栈，搬到了赵兴的新院子。

等到了第五天，苏轼进入贡院，朝廷上开始进入科举的封闭出题阶段。京师里的气氛陡然凝重起来，天气也似乎被这种凝重气氛所感染，一连几天都阴沉沉的。

这一天，和乐楼专门张灯结彩，用盛大宣传攻势吸引东京汴梁城的眼睛，码头上，著名的歌唱班齐云社，律声社精英尽出，在相国寺的码头上展开了宋代的“路演”，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倒让寒气逼人的东京汴梁城有了点鲜活的气息。

赵兴带着陈公川远远的站在相国寺的附近的一座茶楼上，眺望着运河码头边、在寒冷的天气下，那些做劲歌热舞的宋代街舞女郎，陈公川则举着单筒望远镜，不停的由远至近观察着相国寺运河码头的繁忙，嘴里啧啧称赞。

东京汴梁城是一个有着一百万人口的大城，在这个时代，放眼全世界也没有几座相类似人口规模的城市。而相国寺正集中展示了这座城市的活力。这位越南人、福建移民后裔第一次来到亚洲文明中心，看的如痴如醉、如梦如幻。

附近每一街巷口处，都围聚着一群群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中间有木竹匠人、杂作挑夫、砖瓦泥工、道士僧者。这些“人力”们，一个个伸颈伫立，只盼着来人呼唤。更准确一点说是低级市民们，在等待着高级市民的雇佣。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力，之所以来这座城市出卖其劳力，就是因为在这座大城市里，集中着一大批百万巨贾、封疆大吏、权威势要、衙门官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