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法家是帝王之术，那么儒家便是御民之术，或者说愚民之术更为贴切。儒家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以宗族礼法、仁义道德加以约束，以中庸、宽和、博爱加以驯化，主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温良恭谦。久而久之，子不敢犯父，妻不敢犯夫，庶不敢犯嫡，幼不敢犯长，下不敢犯上，臣不敢犯君，于是四海平定，家国安宁。反观法家，主张以利诱之，以害驱之，以权压之，君王不敢相信臣下、妻妾、儿女、兄弟，故时时加以戒备；诸人亦不敢相信君王，总也免不了猜忌。天长日久，君王以暴政相压，臣下以反叛还之，偌大邦国顷刻间分崩离析。法家的军国主义与君王集权，的确利于壮大实力，但也很容易反噬。君王集权本为法家思想的核心，恰恰也是它不可恒久的弊病，若披上儒家‘君轻民贵’的仁爱外衣，便能尽揽民心，稳固社稷。所以无论是法治还是仁治，都太过片面，二者融合，辅以外儒而内法，方为治国之上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