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话，可是困得不行，怎么也张不开嘴。
他在话筒里喊：“于睫！是你吗？怎么不说话？”
手机从掌上滑落了，我懒得去捡。先睡一觉吧，一切等醒了再说。
终于，那洒满红色血滴的镜子碎片渐渐地淡了。透过浴室的窗户，我看到一角天空在楼群的缝隙间露了出来，幽远清透。我猜想，这种淡淡的雪后天晴的颜色，就是那久已失传的，曾令无数英雄动容的汝窑的天青……
一觉醒来，眼前的天青变成了耀眼的雪白，母亲靠着父亲的肩抽泣着。
他们不是出差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有些疑惑。
看到我醒了，母亲抚着我的脸哽咽着问：“为什么？小睫，为什么做傻事？你是在怪我吗？你是要惩罚我对你的疏忽吗？”
“好了，人已经醒了，你可以放心了。几天没休息好，你先回去睡一会儿，让我和他谈谈。”父亲安慰着母亲，把她送出病房。
父亲坐回床边，一脸严肃地说：“能告诉我原因吗？”
我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自杀？为什么他们总是把我想得那么勇敢？明明我在很冷静地做事，他们却总是歪曲我。我憋不住想笑，终于努力忍住。
我认真地说：“你们误会了，我没胆量要自己的命，我还没活够呢。”
“误会？简直是胡闹！要不是你那位姓齐的同学，你恐怕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我避开父亲愤怒的眼睛，扭头看向窗外。齐歌轻易地找到了女朋友，我却无法听从他的建议也去找个女孩子。他到底还是在我这块盐碱地的最深处种了点什么，想一次x_i,ng连根拔去有一定难度，我只能选择淡忘。而淡忘的前提是眼不见为净。
我转向父亲：“下学期我想去法国留学，那里的艺术氛围比较好，器乐演奏也比这里受重视。”
“你自己办手续吧，我和你妈妈都没时间帮你。需要多少钱你提前告诉我。”说话的间歇，父亲看了看腕表。
他在赶时间。我推断，排除了我再次“寻死”的可能，他又想起了工作，也许离开病房就会直奔机场。
“你好好休息，别再闯祸了。我还有工作，这次你妈妈会在北京多待两天，需要什么你跟她说。”
目送父亲从床角拖出行李箱匆匆离去，我不禁佩服自己的推理能力。
大概父亲登机前曾将我的情况对母亲有所交待，第二天母亲来送饭时神情很是轻松。她说那一大罐飘着红枣的j-i汤是一位白衣天使提供的配方，专门给我补血的。她说话的口气让我觉得我应该搬到妇产科去。
她又问我那个姓齐的同学和我聊些什么？我有些莫明其妙。她说他在医院门口碰到他，还打了招呼，难道他没来看我？
我故意转换话题：“咱家在通州买房了？”
母亲说，她正准备和我说这事呢。当初她和父亲听同事的撺掇在皇家新村买了一套复式，没来得及跟我说就出差了。走的时候把装修全权委托给一位朋友，现在已经差不多完工了。她明天又要出差，只能拜托我等完工后去验收、付尾款。
说到这里，她有些内疚地说：“我知道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去不了就先拖着等我们回来吧。”
我坐在床上做了个扩胸动作，对母亲说：“这事交给我就行了。我明天就能出院。”
不过，我还是没拗过医生，在医院又多住了三天。我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换了个手机卡。把房子的事情办完后，我回军博的家略作收拾，当天就搬到了皇家新村。
房子刚装修完，家俱摆设都是新的，我嫌有味道就彻夜开着窗。有一天夜里，北京大风降温，我冻病了，发烧咳嗽折腾了两个多星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我又患了厌食症，吃什么吐什么，只能靠营养针剂维持体力。连退学手续都是父亲帮我办的。经过几个月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我的厌食症在4月底得以痊愈。
好在我生病期间中介公司一直在帮我联系去法国的事情。7月初，我拿到德彪西的母校──巴黎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开始办理各项繁琐的出国手续。
8月底，我到军博的家收拾去法国的行装，从旧钱包里翻到贺庆生的电话。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打过去了。毕竟朋友一场，走也得说一声。
贺庆生一听是我，在电话里大声嚷道：“好小子，我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
我把要出国的事跟他说了，他说走之前一定要聚一聚，我说算了，都挺忙，心意到了就行。
他迟疑了一下，嗫嚅着说：“有个人，一直想见你。”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问他要了电话。
double听到我的声音，沉默了至少一分钟才说话：“没想到还能联系上。以为你不愿意理我呢。”
我简单地解释说：“我大病一场，挺严重的，在医院里呆了好几个月。不想让朋友惦记，就谁也没说。”
他问我现在身体怎么样，我说：“身体倍儿木奉，吃嘛儿嘛儿香。”
他在电话里很沉闷地干笑了两声，说：“挺想你的。其实咱俩只见过一回面吧？”
我说：“可不是，一见如故啊！你现在混得怎么样？”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那点破事儿你恐怕早就知道了。其实那些所谓的叛逆全是烟雾弹，都是给后面的大逆不道做掩护呢！”
我说：“我知道。”
“你有喜欢的人吧？”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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