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谋杀罪。当法官要求他认罪的时候，刘克祥非常爽快地承认自己“有罪”，还要求法庭撤回为他指定的辩护律师，但法庭没有同意。后来，刘克祥在法庭上又放弃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实际上，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整个审讯过程只延续了七个小时，刘克祥就被判处死刑。

实际上，早在法庭审讯开始以前，刘克祥就已经详细地说明了他行刺罗济时副委员长的动机。原来他是计划刺杀委员长李飞耘的，但掌握不了李飞耘的具体行踪，只好改变计划刺杀比较容易掌握其行踪的罗济时副委员长。在简短的审讯中，刘克祥明确地表示，他杀害罗济时是因为他“感到这是他的责任”，他憎恨政府对待劳动人民的冷漠和敌对态度。他说：“有人拥有这么多，而有些人却什么也没有，这是不公正的。我理解并且愿意接受对我的惩罚。”

在刘克祥被捕的第二天，几位医生向他提了许多问题，他的解释和前一天基本相同，他说：“我不信任三民党领导的政府，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统治者。杀死罗济时是正确的。”刘克祥还对李飞耘和罗济时的演说表示反感。他说：“他们在全国各地到处叫喊着‘博爱’‘繁荣’，但对于穷人来说，哪有什么博爱和繁荣呢？我不害怕去死，总有一天我们都得死。”

刘克祥坦然承认自己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幼年的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他说：“我枪杀罗济时的时候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我知道那将付出我自己的生命，但我愿意接受任何后果。”

在西元1923年，刘克祥就参加了反对政府剥削制度的示威游行。大汉帝国政府通过法案，大幅提高税率，并且提出了效仿古时的“人头税”，连初生的婴儿都不放过。残酷的税制让广大的贫苦百姓生活更是水深火热。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西元1923年6月4日，为抗议帝国不合理的税制和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在上海，刘克祥参加了纱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这是一次和平的示威，600多名纱厂工人秩序井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只是打出了抗议的标语，沿着黄浦江畔默默地行进。

下午三点左右，黄埔区行政司法长官带领150名左右的武装人员截住了游行队伍，封锁了工人们前进的道路。游行队伍继续向前移动时，行政司法长官拔出了手枪，命令游行队伍就地解散。纱厂工人们对此置之不理，绕过他继续前进。

行政司法长官恼羞成怒，抓住了其中一名工人的衣襟，用手枪抵住他的胸膛，要求他马上滚回家。另外一名工人走上前来挡开了他的手枪。枪响了，虽然没有打中迎上来的工人，但却打破了愤怒的沉寂。

慌乱中的行政司法长官下令开枪，顿时枪声大作，子弹一齐射向了手无寸铁的工人们。示威的工人们在枪声中四处逃散，杀红了眼的枪手追赶着工人们的背影疯狂地开枪射击。

枪声持续了整整十五分钟，在刺鼻的硝烟中，到处是受伤工人发出的惨叫声。在这场一边倒的血腥屠杀中，有四十多名工人被打死，刘克祥和七十多人一样，身负重伤，几乎失去了生命。

这次穷凶恶极的屠杀甚至使一些主张限制暴力斗争的和平主义分子也感到震惊，全国各地的抗议运动纷至而起。抗议者组成了“6.4黄浦江区受害者全国诉讼和福利委员会”，向法庭提出了起诉。最终的审讯又是一个骗局，法庭最后竟然宣布黄埔区的行政司法长官和行凶者无罪，并声称他们实在履行“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

“6.4黄浦江大屠杀”让刘克祥在感情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又一次看到了剥削统治阶级对待雇工是如此的不公正，如此的残忍和没有人性。他对前来探视他的哥哥说：“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在休养期间，刘克祥读遍了他所能得到的有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在他购买和收集的书刊中，几乎包含了当时所有有关大汉帝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内容。他越来越坚信，大汉帝国的社会要进行一次彻底地改变。

西元1924年夏，身体康复的刘克祥积极投入到改变帝国社会的活动中去。他不停地在上海、广州和北平三个城市之间来回穿梭，设法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建立联系。他要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活动，因为他最近的研究结果告诉他，大汉帝国必须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政治变革，而现在，他准备随时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他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指导和别人的支持。

可是，事与愿违。刘克祥不但没有能够得到无政府主义团体和社会主义团体的帮助，他的频繁活动反而引起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怀疑。

见过刘克祥的人都觉得他仿佛是个迷，他沉默寡言，一开口往往会局促不安，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他提的问题往往又很尖锐，总是十分卖力地宣扬暴力革命，说暴力是阶级斗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的言行引起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警觉，甚至认为他是政府派来的奸细。

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他的不信任，让刘克祥懊丧至极。在这样的环境背景和心态的驱使下，刘克祥做出了刺杀大汉帝国最高首脑李飞耘的决定。在他投案自首的时候曾说过：“我要用实际行动来消除他们的怀疑。”这不能不说是刘克祥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