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上级教育部门也要求“减负”，学校把每天下午七、八两节改为“自由活动”，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一个星期六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大部分同学到操场上去玩了，我和辛智、张东在教室里无所事事，辛智说：“咱去买票，晚上看电影吧。”我和张东应了一声：“好。”我们三个就离开学校，去了电影院。到了那儿一看，晚上上映的是戏曲片《望江亭》，我们对戏曲片都没有多大兴趣，再说这个片子也看过，我们就到李光老师的美工室玩了一会。自从初一在辛智的引荐下，我们认识了李老师后，就经常到他那儿看他绘画。李老师是电影院的美工，专门画电影广告。李老师个子不高，面孔白皙，目光深邃，待人和蔼、谦逊，总是面带微笑。他绘画技艺高超，画的电影海报惟妙惟肖；他还画了一张铅笔自画像，镶在镜框里，挂在临街的美工室里，赢得了路人的激赏。我们在他那儿玩了一会就往回走。

那个年代文化娱乐活动少，逢年过节各单位、生产大队和临江驻军一五四部队都组织秧歌队上街表演，一直闹腾到正月十五。各秧歌队选用的秧歌曲牌子不一样，因此锣鼓点也各不相同，尤以临江林业局的喇叭、锣鼓点最为花哨。我们仨平时就用双手拍着桌子，学习他们的锣鼓点。没有桌子时，我们就拍巴掌。久而久之，我们的巴掌拍得格外清脆、响亮。这天我们就边走边用巴掌拍着锣鼓点，清脆的巴掌声传出很远。当走到学校门口时，突然听到一声暴喝：“你们干什么？造反哪！赶快滚回来！”我们教室后窗玻璃上，映出杨山因暴怒而扭曲、变得苍白的脸。我们仨像受了惊吓的小老鼠，溜溜地进了教室。杨山劈头盖脸的喝斥兜头泼来：“你们仨弄的什么动静？扰乱学校秩序！破坏班级名声！学校领导就在校门口对面，叫校领导看见成何体统？你们不是败坏班级荣誉，给我上眼药吗？某某，你去把同学们找回来，开班会！”某某同学赶忙上操场把同学们都叫了回来。大家进屋看到盛怒的杨山的脸色，都屏声敛气地到座位上坐好，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力，整个教室里悄无声息。

杨山挑了挑眉毛，使劲挤了挤眼睛，清了清喉咙，咆哮起来：“高伟庆、辛智、张东！你三个站起来！我早就听说，你们班里有几个害群之马，结帮拉派，为非作歹，破坏纪律，搅乱班级，顶撞老师，专和学校对着干！简直是流氓！无耻之尤！今天我算看见了，你们想干什么？和我对着干？我告诉你们，那是高丽窗户——没门！我是谁？我早就说过，我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所畏惧的的**人！反对我就是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你们一小撮人，聚在一起，以高伟庆为首，净搞地下活动，诋毁老师，破坏班级纪律，打击进步同学，已经形成了主义小集团！其他同学要与他们这一小撮划清界限，开展斗争，坚决揭发检举他们这一小撮主义的言行，随时向老师报告??????”

于是，我们这个朋友圈子被杨山的诰封为“主义小集团”，我荣升为“主义小集团头子”。我们国家建国后，有三个主义小集团，即“高岗、饶漱石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非军事俱乐部’”，他们都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或高级知识分子，现在我们能和他们并驾齐驱，实属荣幸之至！只可惜，给我们封号的杨山级别太低，只是一个中学教员，否则，备不住我们还能名垂青史呢！

我家地方宽绰，我有单独的房间，自然成了我们聚会的地点。由此我就成了我们这个“小集团的头子”，有这样的逻辑吗？初中的几年里，一直这样，大家聚我家里，一起交流学习方面的问题、体会、经验，也交流对某些同学的看法、评价，对老师的评价自然更不例外，我们觉得这很正常，无可厚非。可这些话怎么能传进老师的耳朵里呢？

我们也在一起侃大山、打扑克、做游戏、练长跑。过去，我们还是隔三岔五聚会一把，自从杨春山把我们打成了“小集团”，当天晚上，辛智、王贵、张东就聚到了我家，于美业也来了，人人发泄了一通强烈的不满。从那以后，天天晚自习后，他们自动聚到我家，把杨山贬斥一通后，脱了衣服，开始长跑，仿佛跑就能把烦恼甩掉一样。我们从我家跑到江桥头，折回来跑到头道河桥头，然后到河里冲洗一番，穿上衣服，唱着歌各自回家。

那时候，政治气氛已经很浓。政治鉴定对学生的升学有重要的决定作用。班级里，很多同学为了表示和我们划清界限，不和我们说话。我们对这样的同学，整体地呲之以鼻。

也有很多同学不随流媚俗，我们身边时常有关怀的暖流涌动。付春和张华平时常会悄悄叮嘱我几句：“别和老师顶牛??????”我身后座位的孙珍偷偷告诉我：“注意点，老师找了某某某、某某某谈话，让她们监视你们，每天她们给老师写字条汇报你们的言谈、行为，还有某某、某某??????”同桌的刘英，每天早上提前到校，把我的课桌整理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非常感激，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暖暖的。

杨山的这些“特务手段”使我们极端愤慨，却又极端无奈。直到临近毕业，我在这些同学的留言簿上题下了委婉的题词，表达了含而不露的“愤恨”。她们把我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