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全力以赴投入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许多日伪时期因战争停顿的企业都恢复起来，像大栗子铁矿归属了鞍山钢铁公司，在东北范围内招工，很快恢复了生产。我家对面兴建造纸厂，工地上红旗招展，热火朝天，大喇叭每天播送着竞赛的消息，使竞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工余时间，他们还举行拔河比赛、越野比赛，使整个河西区都热闹非凡。工地的大喇叭经常播送一首歌：“郎呀，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非常纳闷儿，这个疑问很多年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她怎么和‘狼’一条心呢？??????”

临江林业局是我党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时，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林业局，这时也扩大规模，广泛招工，并在临江下游七公里的望江楼建起了苗圃和贮木场，沿江放的木排都在这里出水，然后，用火车运往祖国各地。

那时，临江林业局在望江楼苗圃举办了一个“木匠速成培训班”，主要是培养建设急需的木匠人才。这时我二叔毕业后，到林业局财务科做了会计，他动员我父亲参加培训说：“这是长久之计，有稳定的收入，比打渔强。”我父亲听从了劝告，报名参加了培训。

我父亲有高小的文化底子，现在看学历很低，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那时已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了，加上父亲手脚灵活，领悟能力强，不仅基本功学得好，而且识图、画图、放大样儿样样领先。很快就在班里显露头角，独占鳌头。结业后，我父亲被派到四十一公里做木匠队长。四十一公里是临江林业局木材的主要集散地，是沟里的主要生产基地。因距临江有四十一公里，在局里的地图上标的是“四十一公里”，因而得名，后改为“桦树镇”。从此，父亲加入了工人阶级队伍，当了一名真正的工人。由于基本建设任务很重，父亲一连几个月也不得回家。二叔还没成家，和我们住在一起，有父亲和二叔俩个人挣钱，生活可以无忧，那段时间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我的两个姐姐，大姐高瑞云，比我大十岁；二姐高瑞荣，比我大八岁。每到端午节她们和于家姐姐要染红指甲，我闹着要一块染，大姐就吩咐二姐和于家姐姐们一起去采“高丽灰菜”。大姐是这些姊妹的“头儿”，她说话很有权威性，没人敢不听。我跟着姐姐们到烈士塔山下，一会儿就采了一堆“高丽灰菜”。这种植物和“野人菜”有点像，除了可以作猪饲料外没什么用处，所以野地里很多。回来后，摘叶在石头山掂粘，和上白矾，我两个姐姐用布条给我十个指头都包上。第二天早上摘掉布套，十个指甲就都红彤彤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了。伙伴们都笑话我：“小小子还染红指甲，没羞。”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染红指甲了。大姐在学校学会了作“万花筒”，回家偷偷做了一个，可能是怕我弄坏，藏了起来。我给翻了出来，一看确实很奇妙，每一次晃动都会出现各种图案。我爱不释手的结果就是不小心打碎了。我想，不就是几块玻璃条捆在一起用厚纸包上吗，我也能做。我看父亲割玻璃很容易，拿玻璃刀子，在玻璃上用尺子逼着，“刺啦”一下就割下来了。我找出父亲的玻璃刀子，找来一块玻璃，依样葫芦地划了多少下，可就是不出现那种“刺啦”的声音，玻璃自然也就完好无损了，气得我把玻璃刀子摔在一旁。

姐姐们还在小学读书，白天她们上学，回家还要写作业，平时顾不上我和妹妹。我除了哄妹妹一项任务外，别无它事，可以尽情享受自由自在的时光。所以我就带着妹妹和我的小伙伴儿一起玩儿。

我儿时的伙伴儿，隔着烈士塔道东面有：

王爱东，和我同岁，倪朝有的外孙子，一九七八年到山东出差，在旅店里被人杀害。

吴占祥，比我大两岁，他父亲开杂货铺，卖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什么的，直到他上中学前，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最多。

吴占祥家东边是范家，他家有哥俩经常和我们一起玩。但稍长一些，家里大人就不许他们出来玩了。他们的爷爷、父亲都是喇叭匠，所有时间都逼迫他们用来练功了。

他家东边是陈松林家。陈松林是个大孩子，比我大五六岁，没有母亲，年龄稍大以后他父亲逼他学编筐的手艺，他就脱离了我们孩子帮。

尽东头、头道沟桥西第一家是乔向东、乔向华哥俩，乔向华和我同岁，他哥哥仅比我大一岁。因为相距较远，他们母亲管的又比较严，出来玩的机会不太多。

吴占祥家西邻家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男孩，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他母亲守寡，家里收拾得格外干净，她不许儿子出去跑疯，可能是怕磕了碰了罢。碰了几次钉子，我们谁也不去找没趣了。

我家西面有：

赵永学，比我大一岁，由于是紧邻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租他家房的孙叔家只有一个男孩叫小路，比我小一岁，我们也经常在一起。

他家往西，隔着赵河西家是高汉民家。高汉民，比我大一岁，他和赵永学的父亲都是赶马车的，那种带篷的载客马车。马车在家的时候，我们常围着马车玩。一年冬天，赵永学说：“你不敢舔车辕子。”车辕子是铁管子做的，冬天的早上上面挂了一层霜，我颇不以为意，心想：“不就是霜吗，那有什么？”于是伸舌头舔了上去，这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