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副局还让民警们轮流换上便衣陪他们下乡走访，几天下来已经建立了革命般的友谊。

精疲力尽的杜鹃去公安局求助，笔录还没做完，就有民警私下打电话寻问调研组的负责人，因为杜鹃坐立不安、语焉不详，根本不敢报出煤老板的大名，更不敢跟当地的人讲她的经历，只说是遭贼抢劫，身无长物，想请他们帮忙联系她的家人或朋友。

可是民警见惯了各色遭遇的人，看她神情惶恐、目光呆滞、瘦骨嶙峋，甚至说话都磕磕绊绊，自然而然就往被虐待，甚至是被囚禁的方向想。

换做平时他或许就不管这个闲事了，她自己不敢说，他们也不必逼她，联系家里人把她接走也算功德一件。

但是这次不一样，欣荣基金会在他们县里调研，如果选定在这儿行动，基金会将负责所有费用和善后工作，局里只要出警力配合行动，什么麻烦都不会有，到手的功劳谁不想要？

上来求助的杜鹃就正好“撞”到他们手上，能确定她是被拐卖的话，那欣荣基金会选择就在他们这里行动的可能性也很大了。

问题是杜鹃当时整个人如惊弓之鸟，民警问得越多，她就越怀疑他们和煤老板勾搭成奸，恨不得立刻逃离警局，民警只好放下疑问，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打电话询问基金会等人的意见。

基金会的资金非常充裕，成立还不满一年，公司已经拨款几次款了，一次就是几十万，光是这笔钱就足够支撑一年的行动了。加上这几个月，郁白文在首都社交圈越来越有有名，也有不少公司或个人为了与欣荣结个善缘主动捐款的，或许数目不大，一般捐个几千一万的，但是这一块加起来也有一二十万。

总而言之，基金会不差钱，调研组现在出差，标准配置就是一辆车和一部手机，都是为了方便工作，他们接到电话便立刻赶回警局，刚好拦住了想要溜走的杜鹃。

基金会解救的妇女数量，没有上千也有几百了，对于安抚和开解受害人这一块，他们比普通民警还要更在行，杜鹃这才慢慢说了实话。

然后由杜鹃提供了线索，她毕竟读了那么多年书，思路和逻辑要比大部分被拐妇女清晰得多，杜鹃怀疑拐卖她的是一整个团伙，因为她是回学校的车次太晚，刚走出车站范围就被几个人拉上了车，两个男人生拉硬拽，路人还没反应过来，罪犯已经把车开远了，然后她就从南方被带到了北方，跟她一车的本来还有几个女孩，但是车子走走停停，一会有人被带走，一会又有人重新上车，轮到杜鹃下车后，她才知道买家已经在指定的地方等着了。

如果没有完整的团伙配合，想必无法这么“天衣无缝”。

可惜杜鹃知道的也有限，按她这么说，这个团伙就很聪明、并且有足够的行动力，把人从南方拐到北方再卖，跨越了数十个省市，人海茫茫，她家人就算去报了警，警察也不可能从南方追查到北方来。

那么杜鹃提供的这点线索，当地警局也很难展开调查，不过他们在基金会的配合下，很快展开了行动，成功救出数十名妇女后，一行人回到总部准备善后工作。

基金会统一替她们联系了家人，愿意回家的就回家去，不愿意的就先去工厂上班，杜鹃本来是前途光明的大学生，工作人员对她的境遇又多了一份可惜，刚好她在苏市上大学，欣荣在苏省的业务都做得不错，加起来几十家门店，算上加盟店在内，他们可以说是纳税大户了，还有之前，公司投资了两家苏绣厂，其中一家是由国企改私企的，虽然经营不善，几位老总在当地人脉却不差，有他们引荐，分公司的肖副总倒是跟苏市政府越来越亲密了。

大家就出主意，想让肖副总找关系说说情，看看能不能让杜鹃回她的学校。

基金会除了周婕几位白富美，其他同事的家境都差不多，反正都是三代贫农，根正苗红。

也就是因为出身差不多，他们才知道，农村孩子想要跃农门、考大学有多不容易。

说起来也是托改革开放的福，如今大部分人都能吃饱肚子了，再穷的人家过年也有肉吃、有新衣服穿，再想想他们小时候过什么日子？不说饿殍遍地，饿肚子、啃菜根也是常态，一块腊肉舔舔味道，就能下好几顿饭了。

可现在，就算人人都过着能吃饱饭、不饿肚子的幸福日子，依然还有很多农村孩子上不了学，他们的同事不到两年就建起了几十所希望小学，可以说非常勤恳了，然而还是有成百上千万的农村孩子在等待一个上学的机会。

那么十年前呢，又有多少农村孩子无法上学？

就算能上学，还要面对乡村教师们参差不齐的教学水平，那个时候农村的小学老师大多才初中毕业，有些甚至拿着小学文凭走上讲台，老师是这样的水平，又如何指望学生又多优秀？

当然老师也不是最关键的，对于没有自制力的孩子们来说，家长放羊吃草的观念更致命，农村的家长送孩子上学，几乎都是抱着“念几本书，不要当文盲”“学校有老师管着，不怕孩子到处疯玩”“别人都上学，我家的也要去”这类心态，所以把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