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情我就不说了，你也看到了，就是再借点儿钱。”看似乞求的样子。

“你这借钱，已经是无底洞了，啥时候才能完。”我厌恶这个中年男人。他是这起事故最难缠的受害者。起初，他到这里，我总是循循善诱，使他清楚这是意外过失，不是故意致人伤亡的事件，应该正确对待。可他总以为，这是根稻草，只要抓住它，就有钱花，只要有了这棵摇钱树，就有可能从这儿发横财。于是，他就没完没了的借钱。这次我们研究的处理缮后问题的方案是：死者的总赔偿额不能突破百分之六十；伤者的总赔偿不能超过百分之四十。然而现在死伤者的赔偿都超过了这个限定。如果再都借，再超，让我们到哪儿去找钱。

我毫不松口地说：“没有钱，不借。”

“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伤了，就要赔钱。”他怒形于色地说。

“你说的不错，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度，但是不能弄虚作假，就像你说的脑震荡，头昏头痛，作cd后，你头上又没有什么毛病。脑震荡是一个医学上的类能概念，又没有任何科学或仪器，能够测定出来是几级脑震荡，或者作出具体的结论。再说你的腿，医院的最后诊断是痊愈出院。这钱说啥也不能借。”

说完，我沉默了十多分钟。可那中年男人还赖着不走。我只好稍带笑容地说：“那我就走了，办公室的东西你可要看好了。你出来时，一定要锁好门。”

他连正眼也没看我一下，屁股还贴在沙发上，就像砸上了钉子，仍然没有丝毫动的意思，我只好下楼。

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我当天下午六点钟从市支队回来打开门，那中年男子竟然酣睡在我的沙发上，还呼噜呼噜地吼着鼾声。我用手戳了戳他的肘部，他深呼吸了两下呵吹，才从沙发上爬了起来。

“怎么你还没有走？你就是在这儿坐穿，我也不会给你借一分钱。你快走！”我下了逐客令。

“你不借钱，我就是不走，看你能把我咋么。”他倔强地冲着我说。

“那我只能赶你出去了。”说着我就拽他的胳膊。

“快来人呀！打人了！”他的吆喝声灌满了整个楼道。

这时事故中队的八位民警蜂拥而上，才拽胳膊抬腿的把这个中年赖皮弄了下去。可这次小动作却殃及到了我的沙发外罩，它被那中年男子撕了一个像狼窝一样大的口子。从那次以后，这位中年男子，就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我再没有见到他。因为，他的借款累计，已经超过了他最后处理应该赔偿的金额。

周五下午刚上班，我想这周倒也消静自在。没有一个“6、30”特大事故的当事人或亲属来大队骚扰。于是，我坐下来准备在电脑上下几盘象棋。可顺势向窗外望了望，见窗外哗哗一片，雨下得正大。我正好面对着窗子，看到玻璃窗上白蒙蒙的，雨水猛击着窗户，毫无间歇地顺着窗玻璃往下淌，楼外对面墙上“立警为公、执法为民”八个硕大的红字、斜对面远处停车场的车辆、树木和天空全都看不见了，唯有雨幕。

我低头，刚上网。棋对手才站在荧屏的左上侧，这局还未开始。这时，我听到了门外咣咣的敲门声。

“请进。”

“原来是老党。下这么大的雨，没有想到你会来。”

“你把乡党认下啦！哎！事放不下嘛！想来想去还得找你呀！”

“武凌人，死者党义锋他哥么，你来了几次，我认识。”我亲切地招呼他坐下。还冲了招待贵客的“碧螺春”。

“你今天来，有啥事？”

“还是我弟的那事儿。”

“你弟的事，不是已经处理了吗！”

“但是，你们只是给我们兑现了百分之六十，剩下的咋办？”

“那只有到法院打官司。”

“我不想上法院，打官司难呀！”

我无可奈何地说：“老党呀！给你兑现了百分之六十就不错了，现在我们把大队的逃逸基金都搭进去几万了，哪儿还有钱。”

“那不行。这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我就找你要。”

我茅塞顿开，倏忽间，给老党献了一策。我手像遮阳板搭在了老党的耳廓上，叽咕道：“你去到天成挂靠的县一运司找公司的领导……”

“你这个老滑头，把矛盾转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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