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不断作为的老年时期  解码三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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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因为忠诚正直而被陶谦疏远。而曹宏等人是邪恶小人,陶谦却信任他们。由此也可以判断陶谦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既然陶谦不是什么正人君子,那么边让这位社会名流是不可能与之“交厚”的,自然也不会与陶谦报仇。由此可推断曹操杀边让的理由应该是边让“言议颇轻太祖”。而深层次分析,曹操杀边让的理由与曹操为父报仇血洗徐州的理由相同,就是此时曹操还没有明确人生目标。准确的是没有“五霸之志”这样宏伟的理想。因为手上有权,而又没有一个远大的人生志向,所以就没有一个自身约束。那么,那种自小养成的任性就暴露无遗了。现在的边让仅仅是“言议颇轻曹操”,曹操就将其处死了。而后来的陈琳较之边让更恶毒。陈琳在为袁绍讨伐曹操作檄文时,将曹操祖宗三代骂了个遍,以致曹操听了吓出了一身冷汗。而后来袁绍战败,陈琳来投降。曹操只是一句话就轻描淡写地淡化了。曹操见到陈琳时说:“卿曾为本初移书,但可罪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过去替袁绍写信声讨我,只列举我的罪状就算了,憎恶邪恶应限于我本身,为什么要骂及我的父亲和祖父呢?对此,陈琳谢罪。而曹操是“爱其才而不咎”。此时的曹操较之过去真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了。

其三,是赤壁之战。赤壁之战,曹操败北。赤壁之战到底是怎样失败的?《三国演义》进行了大胆演绎,绘声绘色,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三国志。武帝纪》却写得很简单:“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从这里看,失败并不如《三国演义》写得那样惨,是“与备战,不利”。撤军也很从容,属主动撤退,是“乃引军还”。但不管是何原因和结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赤壁之战后曹操更成熟,他的成熟不仅是军事上的成熟,而是作为政治家的成熟。赤壁之战后,曹操的思维发生了重大改变,由此带来行为的改变。由此开辟了第二战场——政治斗争。他的主要精力由对外用武,进行领土扩张为主,转入对内用文,整治内政,加强政权建设为主。

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转向呢?我想基于三个原因。一是从失败中清醒过来,借报仇,屠徐州,虽然报了仇,雪了恨,但差点丢了兖州这块后方根据地。征剿刘表,占了荆州,后却被刘备打败。综合起来分析,这两件事都是自己得意时所干出来的蠢事。因得意而骄狂,因骄狂而忘乎所以,因忘乎所以而失去算计,因失去算计而抱恨终身。征剿徐州,虽然目的达到了,但失去的却更多。为图一己之私,野蛮屠城,虽然报了仇,满足复仇**,平息了自己心头的愤怒,但却激起了徐州人的整体愤怒,埋下了更多的复仇种子。赤壁之战失败了,但却明白了对外征战的艰难,尽管自己强大了,但要须知困兽犹斗,自己尽管强大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统一全国的程度。做任何事情都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二是袁绍失败的教训使曹操引起警惕。当时的袁绍比之自己,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不知要强大过多少倍!而最终袁绍却失败了。袁绍的失败不仅仅是自己谋划不当,更多的是袁绍自己轻敌而失于“庙算”。只知“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兵法教条而急于求成。从这个角度上讲,是袁绍自己打败了自己。“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这是老子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事物发展到最强大的时候,就是走下坡路的时候,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防。如果不遵循客观规律,就会提前消亡。其三,还有更深次的原因,就是他自己身边的谋士,如袁焕、荀彧、傅干之流给他写的那些奏章,说的那些话,给他触动很大。这也许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傅干对他说了什么呢?《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写道:“却说操将欲起程南征,参军傅干,字彦材,上书谏操。书略曰:“干闻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相济,而后王业成。往者天下大乱,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耳。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胜。愚以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待时而动。今若举数十万之众,顿长江之滨,倘贼凭险深藏,使我士马不得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天威屈矣。惟明公详察焉。”曹操览之,遂罢南征,兴设学校,延礼文士。”这里,曹操对于傅干的建议是全部采纳而且照办。而《三国志。武帝纪》稍有区别,它这样写道:“秋七月,公征孙权”。在此,裴松之注引用《九州春秋》的内容,其内容较之《三国演义》所述的内容稍微多一点。傅干着重表述了“渐兴学校,以导其养性而长其文节。”“修文以济之,而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对于这次傅干的劝谏,曹操是“公不从,军遂无功”。不管是哪种说法,曹操最终还是采纳了傅干的建议。而对于这两种说法,我偏向《三国志》的说法。因为《三国演义》后面还交代了曹操与孙权发生在合肥、濡须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曹操都是无功而返,似乎照应了《三国志》中“公不从,军遂无功”这句话。由此,曹操似乎更加明确了“吴有长江之险,难以取胜”的论断,因而笑纳了傅干的建议。当然持傅干此说的还有袁涣,也许,袁涣说的话更容易打动曹操。

袁涣是怎么说的,在转述袁涣的建议之前,先说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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