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从太宗时的魏征起，各个朝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魏征死得早，算他命大，其余的，结果都不大好。有的更悲惨，不是杀头，就是贬谪。这给做臣下的长了教训，为了说真话，而付出充军发配，满门抄斩的代价，就不如撒谎哄皇帝开心，还能升官发财，来得实惠了。

陆贽为什么想起来给德宗说这番话呢？也是感触实在太深的缘故。因为在唐代历朝大臣中，若要评选出一名说谎冠军的话，这枚金牌非他的同僚，德宗当政时的裴延龄莫属。此人撒起谎来，真是风云变色，天昏地暗，其离谱，其没边没沿，其瞎说八道的程度，令人张口结舌。而他脸不红，心不跳，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虽然历代皇帝，弱智者多，这也是中国有许多昏君、暴君主外，还有更多无能庸君的缘故，不过，这个德宗，至少能知道同州，即今之大荔县，离长安不远，属京畿之地，从他曾祖玄宗那一辈，就难以采伐到巨材来盖宫殿，所以表示不信，说明他还不能算最糟的庸君。然而，被那张拍马溜须的嘴巴，捧成圣君以后，竟也就对裴延龄说的，森林好像豆芽菜似的，一夜之间，就能长成栋梁之材的谎话，也不置疑了。

谎话大师（2）

同一年，这位说谎冠军又上奏一本：“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胡三省注云：“匹段杂货，使在粪土之中，已应腐烂不可用，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龄复何所忌惮乎！”

德宗竟然相信这类鬼话连篇，到了连常识都不顾的地步，也真让人咋舌。可见古往今来的皇帝，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骗子包围蒙蔽，而上当，而执迷不悟，直到民不聊生，国破家亡，到断头台为止。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在外国，叫做童话，在这里，童话就成为荒唐的现实。那个裁缝骗子以无作有，装模作样，不过只做一袭皇帝的新装，比之这个裴延龄，在粪土下发现百万有余匹段杂货，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皇上一旦喜欢听谎，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热，只好没脾气了。

到底不愧为撒谎冠军，就在前一年，裴延龄已经充分展现了睁眼说瞎话的专长。“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可到了他的嘴里，这数亩地变成了“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并且奏称：该地“可牧厩马”。从数亩到数百顷，这种荒唐的膨胀系数，不竟使我们想起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那亩产万斤粮，炉炼万吨钢，超英又赶美，公社万年长的现代神话。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假如从图书馆，翻出当时的旧报纸，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相信奇迹的人也好，一定会觉得那种行径是很可笑的了。

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惟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j，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

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悠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孓行，贬往远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这也是应有的绝不宽贷的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孳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总是很少刺及。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流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害性，是尤其不能高抬贵手的。

长安城闹虎（1）

虎在中国，中世纪以前，曾经相当繁衍过，踪迹遍布各地。

在宋人编纂的类书《太平广记》中，收录宋和宋之前的年代里关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