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渐渐对一位德国技工产生了好感。他叫彼得，按我们的习惯可以叫他彼特亚。他干净，漂亮，严肃认真，还会讲俄语。只有一点不太好，他信教。这在民主德国并不稀奇。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得知我怀孕时，他只字不提去做流产，而是赶快跑到他们领导那里去申请和我结婚。他的领导同意了，可我的领导却不听这一套。他们把我调离油轮，在党委会、工委会等等各种委员会里动员说服我，甚至毫不客气地讲：“去把孩子做掉。我们绝不会放你走。不然你就劝你的那个老德留在苏联。”
可这怎么可能呢。在罗斯托克，彼特亚有父母兄弟，还有自己的一幢带花园的小房子；而我是个孤女，挤在集体宿舍里祝孤零零的，一无所有。我怎么能够彼特亚离开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舒适、甜蜜的家呢？我只好跟他们挑明了：“你们不分给我单元房，但至少也得给我一间屋子让我们住，这样我才好说服他留下呀。”
“你也太聪明了。”他们说，“如果我们都给你们房子，那你们还不都跟老外胡搞起来了。我们没给你们房子，你们不也怀了孩子。”
这种激烈的舌战使我难堪，使我体力不支，在第五个月时我小产了——是个男婴。不过我的身体还好，只是不敢写信把流产的事告诉彼特亚，怕他万一变心不娶我了。他在那边为我不懈地奋斗着，给德国和苏联的各有关部门寄送材料。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我们双方的领导都对此有着一致的意见。到了我的预产期，彼特亚给我寄来一件猫皮大衣，还有一大包婴儿用品，都是些稀罕的高级化纤织物，我们宿舍楼的伙伴们都跑来大开眼界。我抱着那包小衣服哭啊哭，哀叹自己命运不济。
后来我收到他的绝交信，他说我欺骗了他。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写信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或许是邻居们出于妒嫉，从他给我的信上偷看到了地址，也可能是组织上出面了结了此事。
后来怎样了。唉，没什么好说的。我和船厂的一个不错的人结了婚。他爱喝两盅，但其它方面还可以。当然不能同彼特亚相比。彼特亚是受过很好教育的德国人，最能理解女人的心。我只有彼特亚送我的那件大衣，好像永远也穿不坏。
有时我会抱它大哭一场：你这个坏东西，我对它说，为什么你不快点磨破，也好让我把你忘掉？可我又舍不得卖掉它。那些磨不掉的回忆……“是的，真正的猫皮是穿不坏的……”尼尔娅若有所思地说。她是位音乐教师，态度文静，肤色微黑。“我母亲也有一件，穿着它度过了战争的岁月，后来还给我改了条大衣领子呢。”
“这不新鲜，”奥尔佳笑道，“四年时间对毛皮大衣来说并不算长，我那件还跟新的差不多呢。”
“可你根本不知道我母亲是怎么穿的：在地d里穿，在集中营里当铺盖，还有一次在法西斯的眼皮底下掩护了我呢。”
“给我们讲讲吧，”爱玛道。
尼尔娅含泪摇了摇头：“以后吧，行不行？现在我不能……以后吧。”
拉丽莎从床上坐起来：“我来讲讲我的初恋，你们想听吗？”
“当然想听。”女人们喊道。拉丽莎一直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因为她性格沉静，独立性很强。来探望她的只有几位同事，仅仅来过三四次，可她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来。病友们自然都想知道她是如何变得这么自强、自重的。
拉丽莎稍加思索，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二
由生物学博士拉丽莎讲她的一次充满激情的恋爱，这爱情由单恋发展到双方的倾心；她还战胜了一个情敌。她曾一度以为自己的恋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她仍在痴心地等待，直到他又回到她的身边。
可没过多久他们又分别了，她等啊等，最后几乎绝望了，这时她发现他已经死了。她期望着能再遇见一个像他那样的恋人，却始终未能如愿。最后她决定不再寻觅，便打算生个孩子自己抚养。
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发生在我5岁的时候……你们别笑，先听我讲，等我讲完后，也许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那是战争年代。我父亲主管一个军用飞机场，我母亲是一名军医，他们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因怕我在战乱中丢失，不愿将我寄放在亲友家中或儿童养育院里，就把我带在身边。机场随着战线的移动不停地搬迁，我也跟着他们一同转移。我伪装起来，躲在一包衣服下面，遇到检查，便一动不动。上级领导到单位视察时，他们便把我藏起来。我就这样跟着流动部队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
有一次从航空学校分来一名新飞行员，他才18岁，是这里最年轻的战士，可那时他在我的心目中却很大，是个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