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结构上的创新,人们也可以在《蛙》中明显的感到莫言在语言方面的“脱胎换骨”,那种浸透着狂狷气息与不羁想象力的恣肆文字在新作里被默念了“紧箍咒”,“写作中,无论对情绪还是文字我都是比较节制的,尤其是前半部分可以说中规中矩,平实到了我所能平实的最高境界。”
而《蛙》的最大创新则主要体现在姑姑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她使人们首次触摸了中国五六十年代乡村女妇产科医生的经历和灵魂,还引发了读者深深的共鸣,是一个成功的“不重复”。“故事是很容易重复和衰老的,与农民工、计划生育等这些时代语词相关联的故事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褪色和陈旧甚至退出人们的记忆,但凝聚了普遍人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是会永存的,比如阿q、孔乙己、包法利夫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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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谷义人”不是大江健三郎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对莫言的才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曾多次表示,以莫言强劲的创作能力以及已经取得的文学成就,他将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实力的候选人。因此不少人在读到《蛙》中蝌蚪给日本先生的五封信时,惯性地推测信的接收者“杉谷义人”应是当代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
2002年春节,大江健三郎曾到中国进行了一次私人性质访问,专门造访了莫言的老家高密。“大年初一那天,我陪同大江健三郎拜访过我的姑姑,姑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也曾告诉过他我要把姑姑写进小说的想法。至于蝌蚪写信给杉谷义人,这是为了增强小说的故事性,是小说结构的需要,是作家的小小‘阴谋’,并不意味着真实生活中的书信往来,而杉谷义人也绝非大江健三郎。”
“我和大江健三郎都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我们在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文学边缘化、作家为谁而写作等问题上都有着相同的观点。大江健三郎对生命的尊重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折射出他博大的胸怀,让我非常敬佩。”莫言读过不少大江健三郎作品,“他后期的作品充满了思辨色彩,带有很强的政治气息,在审美倾向上不再像前期作品那样容易引起我的共鸣,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欣赏。或许我们在艺术风格上离得越远,两个人在思想和灵魂上会走得越近,有时候距离反会促进人们的交流与沟通。”莫言说,相对而言,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写作风格倒是更贴近自己,容易引起自己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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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了地理范畴的“高密”
高密是莫言自然生命的摇篮,也是他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和灵魂的栖息地,在莫言已出版的众多小说中除了《酒国》、《红树林》、《十三步》、《四十一炮》等为数不多的几部外,其他大多作品将溢满深情的文字植根于高密这片热土。在莫言笔下,“高密”这个地理名词已经演变为一个文学系列的标签,拓展为一个精神的家园。“对我而言,‘高密’早已超出了简单地理名称的意义,我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童年对乡土的记忆。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人们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审视的一个具体可感的通道。”
随着莫言在国际上知名度的日渐高升以及莫言敏感触角的向外延伸,“高密”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国人的目光,以色列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奥兹称自己通过莫言的文字看到了高密的炊烟、闻到了高密的味道。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元素也渐渐注入了莫言笔下的“高密”。在《蛙》勾勒出的高密,人们置身堂吉诃德餐厅里静坐旁观,可以感受到很多来自欧洲的生活细节,比如向人索烟的烟民、携犬的街头乞丐、酒馆每晚提供的当日免费面包,以及充满复古意味的陈设和以人名命名的菜单等等。作品中,远在国外的女儿对蝌蚪说文化太大了。这“小”与“大”都凝结在了高密这个莫言精心营造的文学国度里,超越了自然的国界。
蛙——莫言著
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
分别近月，但与您在我的故乡朝夕相处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您不顾年迈体弱，跨海越国，到这落后、偏远的地方来与我和我故乡的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让我们深受感动。大年初二上午，在县招待所礼堂，您为我们做的题为《文学与生命》的长篇报告，已经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如蒙允准，我们想在县文联的内部刊物《蛙鸣》上发表，使那天未能听您演讲的人们，也能领略您的语言风采并从中受到教益。
大年初一上午，我陪同您去拜访了我的当了五十多年妇科医生的姑姑。虽然因为她的语速太快和乡音浓重，使您没有完全听明白她说的话，但相信她一定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在初二上午的演讲中多次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