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因为中国与历史上二战后期的美国情况不同，美国当时仅论常规军力都已经天下无敌了，在此基础上再有了原子弹，心理威慑力自然极大，而现在中国的常规军力却还远远达不到那种程度，甚至连历史上六七十年代的新中国都不如，因此胡卫东认为，中国若想依靠核武器在二战中获得足够大的利益，就不但要原子弹，还需要有氢弹，而且一两颗根本不够，少说也得有十颗八颗才行注1：其实如果加长火箭、甚至使用多级火箭的话，射程理论上是可以大大增加的，但因为工艺的限制，目前火箭口径还做不大，因而弹头也就大不了，威力自然有限（主要是装不下核弹头，即使有了早期的小型化技术，核弹头的体积也小不了。），硬要追求射程的话，性价比就实在太低了，毕竟随着火箭射程的增加，制造成本是呈指数上升的，中国毕竟还穷，不可能如此浪费（……）

第五百二十章 战略武器（下）

为此胡卫东将反应堆的相关研究提到了比核武器本身更高的位置。因为反应堆的科研水平上去了，再研制核武器的话难度会大大降低。而且由于中国地理位置的天然劣势（注1），中国的核武器要想充分发挥作用，非得有核潜艇不可，这就更加需要反应堆技术达标了。

而且反应堆的价值远不仅仅是科研，即使是还不能称为“核电站”的反应堆，也是可以多少提供一些电力的，这对于发电量与西方列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的中国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尤其核计划本身就是耗电大户，能够内部解决一部分那是再好不过了。

更重要的是，重水反应堆和石墨反应堆还能用来生产核燃料钚239，这对于天然铀资源较为缺乏的中国来说，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而如果说将不能作为核燃料的铀238转化为钚239只是提高了天然铀的利用率，对总储量不足的中国来说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话；将中国储量极其丰富（目前是世界第二，而且中国的钍资源还远未充分勘探出来。）的钍232（天然钍几乎均为钍232，另外注明一下钍的读音同“土”。）转化为同样可以用作核燃料的铀233就具有更大的战略意义。

1吨钍可以提供相当于200吨铀、或者350万吨煤所提供的能源，而世界上已知的钍储量可以至少为世界提供1万年（21世纪的标准）的能源支持。此外，相比铀而言。钍更易于进行浓缩与提纯。更重要的是，以钍为核燃料成的核电站不用担心堆芯熔毁，而且它只会产生相当于等重铀核燃料0.6的放射性核废料……

尽管钍核电站的技术直到21世纪初期都还未能商业化，但是相关的技术却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技术壁垒，只是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和积累，因此早一天开始就多占一点先机。而且胡卫东当年的妻子也参与过相关研究，因此胡卫东对此也多少懂得一些，这至少可以让中国少花十年的研究时间。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目前中国无法实现的，只是直接将钍拿来发电（也即是钍增殖反应堆）。但是利用铀反应堆产生的慢中子将钍部分转化为铀233后。再将其分离出来用于制造核武器，却并不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是这样做不但不能发电，反而还要消耗大量的电能，但为了制造核武器的话。付出这样的代价还是值得的。）。而且铀233与钍之间的分离要远比铀238和钚239之间的分离容易得多。更不要说是最难的分离铀235和铀238了，所以这对于铀矿储量严重不足的中国来说，无疑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即使只为了这方面考虑。早早开始相关的研究也是应该的。

不管是钚239还是铀233，有了这些人工生产的核燃料之后，中国才有可能大量（当然只是相对来说）制造核武器，而这两者的获得都必须依靠反应堆。1940年，中国终于建成了所有类型的实验反应堆，这个成就在外行看来并不起眼，但胡卫东却很清楚，有了这样的基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核工业就会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事实上，当1941年中国第一座实验性质的8000千瓦核电站建成后，中国核工业部的“三大战役”很快就同时打响，这三大战役分别是“核武器”、“舰艇核动力装置”、“核电站”，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与始终力争上游的军工科技不同，中国民用科技由于之前距离世界先进水平实在太远，所以这两年里都是以消化吸收引进的科技为主，但其间也不是一项独创性科技成果都没有，不过严格来说，它们大多是军民两用科技，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而且与历史上是先有电子管计算机、然后才有晶体管计算机不同，这个时空的中国因为早早就发明了晶体管，加上国内电力不足，难以满足电子管计算机那惊人的耗电量，所以胡卫东当时毅然决定直接跳过电子管阶段，上马晶体管电子计算机项目，虽然这大大增加了研发的难度，但经过中国科学家们长时间不懈的努力，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终于比历史上提前18年问世了！

历史上的第一代计算机（电子管计算机）使用的是“定点运算制”，参与运算数的绝对值必须小于1；而晶体管计算机则增加了浮点运算功能，使数据的绝对值可达2的几十次方或几百次方，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实现了一次飞跃。同时，用晶体管取代电子管，使得第二代计算机体积减小，寿命大大延长